文学乡愁有时是思慕往事,有时引发大众对家国的共同情感

交流是化解冲突的积极方式,因为人性是可以超越文化冲突的。文学是人性的表现,而人性则是人对人的理解。这可以算是《单筒望远镜》对文化道义的跨界承当了。

文学乡愁的自我表白

文 | 段茵

日本作家永井荷风认为,乡愁是对一种事物的思慕之情。我们稍加忖度,就知道这种思慕之情往往是由时间、空间单方面或者共同的迁移引发的。换言之,乡愁源自对差异性的感悟与怀想。因此,尽管从未真正的背井离乡,单单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的叠加,年复一年的心绪的沉淀,也足可以引发一个人的乡愁。

如果他碰巧是个作家,他便极有可能把这份乡愁表述并且传递开来,使之成为一种横亘时空的人类共同的人文经验,比如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普鲁斯特之于巴黎,再比如冯骥才之于天津。

帕慕克用“呼愁”来形容他对伊斯坦布尔的感觉

书写天津卫百多年前历史纠葛的《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文学乡愁最强烈的自我表白。《单筒望远镜》里百多年前的天津人文图景,是历史的、文化的、逻辑的,更是情感的。情感的底色与情感化的想象力甚至弥合了他不在历史现场的种种经验和体验的缺欠。记得雨果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再过一点时间,所有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就会成为废墟。这里,一切都在变,但什么也不会消亡。大山的废墟还是大山。”在《单筒望远镜》里天津这城永远是天津,也永远是家乡。

作者: 冯骥才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2

但是《单筒望远镜》里文学乡愁的落点却无意于家乡,而在于家国。

《单筒望远镜》不再以津味儿白话作为文本语言,不再以勾勒津地往昔众生相,“钩沉”挤挤挨挨、深不可测的市井人生为本事,不再以捧出一方“有碱有盐还有硝”的一方水土和性情为主旨。《单筒望远镜》逾越了地理的限制和文化的钳制,以乡为国,直指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核裂变”点——庚子年·天津。这就是《单筒望远镜》真正的张力所在。

“单筒望远镜”无疑是中西文化误读与猜疑的象征之物。就历史事实而言,早在明天启年间,单筒望远镜这一荷兰人的发明就已经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携入中国,崇祯皇帝成为最早使用单筒望远镜的中国人之一。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国人已经掌握望远镜——时人称之为“千里镜”的制作技艺,并曾用于作战;而有清一代,上层社会对单筒望远镜也并不陌生。但小说中,出身于做洋纸批发生意的富贵商家的二少爷欧阳觉,在他所处的时空里,乡土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文化震惊,天津是乡土中国最早体验这一文化震惊的城市之一。

小说前半部分,与法国少女莎娜一起的欧阳觉站在小白楼上透过单筒望远镜这一“他者”窥视着异己的租界地,同时也窥视着司空见惯的天津老城,他的视界里依次出现了紫竹林、白河、三岔河口、娘娘宫、望海楼教堂、天津老城,这些地标式的天津空间地名及其各自的文化过程,定义了《单筒望远镜》小说文本的文化地理空间。而在之后的庚子之战中,它们又都成为了中西激烈对抗的生死场。正如冯骥才所认为的,当一种文明碰到另一种文明时,不一定是更文明,还有一种可能是野蛮,中西最初的误读、猜疑、隔阂、碰撞,尽在其中。

然而作家的文化乡愁又别有一层深意,那即是一种“传统性”焦虑。

《单筒望远镜》开篇不久,便语出惊人地形容起一棵“铺天盖地”的老槐树来。这槐树将主人公欧阳家四合套的三进院落统统罩住;槐树的香气则随着东南西北风,同城隍庙、白衣庵的香火气以及老城鼓楼晨昏的钟声融为一体;槐花则是老药铺的一味上好的药材,还是房主欧阳老爷妙趣天成的茶饮。而篇末,老槐树被八国联军的炮火炸断,欧阳家家破人亡,幸存的欧阳觉将老树、老屋连同死去的亲人一同点燃,“滚滚浓烟带着悲情染黑了老城上边夏日的天空”。老槐树同天津的城与人真可谓共命同运,生死一气,有始有终。

《单筒望远镜》以槐树作为中国文化本深末茂的象征物乃至意象,是有人文深度的一种“文化人”的自然选择。值得留意的是,欧阳家开的是“纸局”,纸于传统人文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传统中国”的美好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玉石俱焚了,“铺天盖地”的老槐树无力荫庇这些美好,老槐树成为一种“传统性”文化焦虑的象征。

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人与人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是不存在完胜者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冯骥才认为,交流是化解冲突的积极方式,因为人性是可以超越文化冲突的。他同时认为,文学是人性的表现,而人性则是人对人的理解。这可以算是《单筒望远镜》对文化道义的跨界承当了。

小说的篇末,欧阳觉赴死之前回望那座一面朝向租界,一面朝向老城的“小白楼”:

此刻,夕阳从开阔的旷野的西边斜射过来,正照在那小楼上。在强烈的晚照里,在它后边蒙着暮霭的租界那一片灰暗的背景的衬托下,它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金红夺目,极其明亮,好似荒野上一块遥远的墓碑。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这墓碑前低下头来认真地思考。

今日新媒体编辑: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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