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二战前日本海权的“缩小”和军国主义的扩张

摘要: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首相滨口雄幸坚决主张签署裁军协定,海军军令部认为按照宪法第十二条,政府无权决定军备。签约是“干犯统帅权”。但是,滨口雄幸认为裁军涉及财政问题,属于内阁职权范围,并获得了天皇的认同,最终签署了条约,但因此得罪了好战分子,并在东京车站遇刺。

作者: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海权和现代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经世致用”也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所谓“经”就是纵向的线索,就是历史。还原历史真相,通过历史观察现实,获得启示和警示,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我想从历史角度谈一下日本的海权和国家命运。

海权不是对外扩张的必需条件

我们应该注意到,战后美国“修理”日本,主要就是铲除日本对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这是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首先关注的,是日本如何对美国和世界构成威胁的?美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高扬并成为战争策源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一君万民的极端民族主义。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出征时的誓词,“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一君万民的集中体现。二是贫富悬殊。使日本军国主义高扬的“五一五兵变”、“二二六兵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贫富悬殊。

因此,美国战后改造日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重新制定宪法,彻底铲除一君万民的根基。二是“战后经济民主化的三根支柱”,即解散财阀,农地改革,颁布劳动法,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

神风特工队飞行员

二战之前日本发生了什么,其海权和军国主义如何变化,如何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也值得我们再认识。因此,我决定讲讲日本之前的故事——二战前日本海权的“缩小”和军国主义的扩张。

战争中,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海权的扩张。但除了对外扩张,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日本在二战前已经实现了“国家军营化”。更应该注意的是,二战前日本海权的缩小和军国主义的扩张,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不是在扩张海权(了解日本史的人都知道,论在军队中的话语权,日本海军远不如陆军的)。不仅如此,实际上美国、英国、法国一战以后都在缩小海权。

因此,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海权并非国家扩张的必要条件。我们都知道,自从莱比锡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提出国家有机体论、生存空间论、成长尖端论以后,有几个地缘政治学理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就是美国海军军官、海洋史学家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他特别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但是马汉提出海权论后,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例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陆权论”又称“大陆腹地论”。麦金德认为,要有强大的话语权,关键不是掌握海权,而是掌握陆权,尤其是欧亚大陆,特别是东欧。他认为,东欧是核心关键地带。之后,意大利军事家朱立欧·杜黑提出了“空权论”。他提出,“以后作战,空军能够单独解决问题,甚至不需要陆军和海军的配合”。“地缘政治学”的第四种理论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论”。按照斯皮克曼的观点,边缘地带才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地带。因为,边缘地带是大陆防止海外攻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海外进攻大陆的滩头阵地。总之,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对外扩张方面,在理论上“海权论”只是诸多理论中的一种,并不被一致认为是对外扩张的必要条件。

华盛顿会议不仅是抑制日本扩张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论着,包括教科书,都说召开华盛顿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抑制日本在中国和在远东的扩张。其实,客观地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把凡尔赛会议及其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同华盛顿会议及其建立的华盛顿体系相提并论,忽略了两者的本质差别,即凡尔赛体系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抑制,德国是战败国,没有任何权利讨价还价。但日本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华盛顿会议是战胜国内部为了缓和及避免矛盾而进行的协调。

同时,我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华盛顿会议由美国倡导召开,本身也不尽符合史实。因为,最希望召开这个会议的是英国。西方有句话,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英国是赶车的车夫,美国是拉车的马”。英国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因为,一战使英国遭受了惨重损失,发展军力有心无力,所以希望通过裁军维持优势。也就是说,我英国发展不了,你们也不要发展,大家维持一定水平。

华盛顿会议会场全景

英国希望召开这个会议,还有一个原因——是否续签英日同盟条约,要审时度势。那么,美国为什么同意“拉车”呢?美国主要是有三方面考虑。一是遏制日本扩张。二是拆散英日同盟,三是军费开支受到限制。威尔逊在一战开始时提出,3年内将投入5.8亿美元,建造156艘军舰。但到了1920年,仅仅建造了1艘。之所以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美国军费开支受到国会掣肘。

那么,日本为什么顺从英美的意愿,同意裁减海军呢?当时日本首相原敬的考虑,一是发展经济,尤其是重点发展教育和交通。今天日本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都是在原敬执政时期确立的。二是走同美英协调的路线。原敬知道,和英美协调对日本是有利的。三是将外交主导权收归内阁,而不是被军队掌控。四是如果进行军备竞赛,日本肯定不及英美。如果跟英美搞军备竞赛,如制造军舰,论工业实力,哪里比得过英美?英美可以建造日本倍数的军舰。以上四方面考虑,是日本政府同意裁减海军的主要原因。

日本代表团抵达华盛顿

美国呼吁召开华盛顿会议,并不是为了抑制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美国是“以身作则”。什么叫“以身作则”?就是在海军裁军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休斯做了基调演讲。他的“基调演讲”被称为“休斯炸弹”。因为,休斯表示,美国将率先废弃正在建造中的15艘主力舰和另外15艘舰龄较长的主力舰。也就是说,美国愿意首先裁掉30艘主力舰。同时按照裁减比例,要求英国废弃23艘主力舰,日本废弃17艘主力舰。休斯发出这一呼吁后,英国当即表示同意。因为,按照5:5:3:1.75:1.75的比例,英国可以保持和美国同为一等海军的实力。关键是日本如何表态?当时,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用英语表示,“We agree in principle ”(我们原则上表示同意)。这时,整个会场沸腾了。当时的媒体评论道,休斯的演说所击沉的军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军舰队的司令都多。因为,一下子70艘军舰没了。也就是说,各国都缩小了海权。

裁军和军部势力的增强

那么,日本裁减海军和军国主义的扩张有什么关联呢?我想首先谈日本海军裁军,然后再谈陆军裁军。这两者是有关联的。而陆军的裁军,又对军国主义的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法国不同意裁减非主力舰,所以华盛顿会议主要裁减的是主力舰。到1930年,因为日本等一些国家加紧建造非主力舰,所以在伦敦又召开了一次海军裁军会议。对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分成两派,一派被称为“舰艇派”,另一派被称为“条约派”。“舰艇派”主要是海军一线作战人员和军事院校的学生。他们坚决反对裁军,理由很简单,因为裁军会影响他们的饭碗。条约派则主要是军政人员,他们赞同裁军。在华盛顿会议上,虽然海军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裁军,但由于首相原敬和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力主裁军,而且加藤友三郎深得首相原敬的信任,在海军里面有很高的威望。

加藤友三郎

加藤友三郎被认为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军人,他对裁军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裁军还可以解除关岛和菲律宾等“要塞”,可以减少对日本安全的威胁,对日本的防卫是有利的。但是伦敦裁军会议时期,情况明显不同。到了伦敦裁军会议时,日本军队尤其海军内部,已经抑制不了要求海军增强实力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干犯统帅权”。所谓“干犯统帅权”,就是干涉侵犯统帅权。了解这个名词对我们了解日本军国主义,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第十一条是“天皇统率陆海军”。第十二条是“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但天皇不可能直接指挥军队,而是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海军省和军令部代替天皇管理和指挥军队。也就是说,由军部代为行使统帅权。军部首领也直接听命于天皇,对天皇负责。按专门术语,他们拥有“帷幄上奏权”(直接将军务上奏天皇,独立于内阁)。“帷幄上奏权”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军国主义高扬的两个制度性原因。

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首相滨口雄幸坚决主张签署裁军协定,海军军令部认为按照宪法第十二条,政府无权决定军备。签约是“干犯统帅权”。但是,滨口雄幸认为裁军涉及财政问题,属于内阁职权范围,并获得了天皇的认同,最终签署了条约,但因此得罪了好战分子,并在东京车站遇刺。说起来,滨口雄幸遇刺也因为太替老百姓着想。因为,原敬遇刺后,日本当局规定,首相进入车站后要清场,但是滨口雄幸认为这样太扰民,所以把这条规定废除了。结果,刺客得以混进车站对他开枪。

滨口雄幸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首相田中义一两次向天皇裕仁禀报事发原因,前后说辞不一,有“欺君”嫌疑,惹怒裕仁天皇,被迫辞职。但天皇这种责难首相的做法遭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委婉批评。之后,裕仁在《天皇独白录》里也承认自己当时“年少气盛”,决定以后不否决军方决定。这使得军部滥用“帷幄上奏权”,使军国主义扩张。

“宇垣裁军”和国家“兵营化”

下面我说一下陆军裁军。华盛顿会议使海军裁减了,那么陆军怎么办?要知道海军的重新武装,比陆军困难得多。何况在所有军兵种的作战中,海战对战术的要求最高。因此,在海军裁军后,日本国会和普通百姓都要求裁减陆军。

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进行了两次裁军。第一次由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主导,通称“山梨裁军”。这次裁军的重点是减人数,但军队的建制依然保留。例如,一个师团四个旅团,20000多人。裁军后依然是四个旅团,但人数减少至15000人。而且兵营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么做?按照山梨半造的考虑,保留军队建制和营房,是为了一旦发生战争,可以迅速扩充兵员。

但对山梨裁军,国会和民众均不满意,因为军费依然没有削减到期望程度。军队也不满意,因为“山梨裁军”后,日本进入了“军人失意时代”。那时候,军人跑到外面会受老百姓“欺负”,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1925年4月,陆军进行了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主导的裁军,通称宇垣裁军。宇垣裁军着力于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征兵问题,实现军队现代化和国家“兵营化”。当时老百姓是不愿意当兵的。一个强劳动力应征入伍,必然对家里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条,要求日本臣民有服兵役义务,拒绝服兵役要被判刑。因此,解决征兵问题是宇垣一成的第一项考虑。不仅不能扩军,还必须裁军,兵源问题如何解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让陆军现役军官到学校去训练学生,同时在1926年4月开始建立“青年训练所”,使青年学生和工人接受军事训练,都有军事素养,一旦打起仗来能马上应征入伍上战场。这样使整个日本几乎成为一个“兵营”。

日本女学生接受军事训练

宇垣一成这样做,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考虑,就是在学校里进行军事训练,开支都由文部省承担,而不是由陆军省承担,从而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特别是建立航空兵和装甲部队,使军队人数减少、素质提高。第三是1927年4月,日本以《昭和2年(1926年)兵役法》,取代了1873年《征兵令》,对入伍要求进行了重新规定。在进行法律和制度调整的同时,宇垣一成还努力辅以道德说教,特别是以爱国主义宣传进行配合。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日本以后逐渐提出了所谓改善国防,实现军民一致与融合,建立举国国防的战略。《宇垣一成日记》及相关资料显示,他对一战后战争形态的明显变化有清晰认识。他认识到,总体战已成为基本战争形态。战争不仅是军队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是整个国家国民素质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实力的较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军”和“国”产生了紧密的结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冯玮。相关配图来自网络。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转载、合作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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